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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那枚纽扣在她领口，在黑暗里闪了一下。

    八月一日，《槟城空屋》首周末票房统计出炉。

    香港：一百三十七万。

    新加坡：九十二万新元。

    马来西亚：七十八万令吉。

    台湾：未上映。

    但台北三家艺术影院，以“学术观摩”名义连放七天。

    场场爆满，排队的人，从武昌街绕到汉中街。

    《联合报》影评版，用了一个从未用过的词，形容这个现象：

    “过境风。”

    八月三日，谭咏麟的《想将来》专辑，进入最后宣传期。

    他在电台接受访问，主持人问：阿伦！听说你这张专辑改了四版？是不是公司给你压力？

    谭咏麟靠着录音室的高脚椅，想了想。

    “不是公司给我压力，是我给自己压力。”

    “为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有一年在伊丽莎白体育馆，开完演唱会，有个观众在场外等我。她六十多岁，塞给我一个信封，说：后生仔，多谢你替我阿公唱那首歌。”

    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一九四八年的船票复印件。

    仁川到香港。

    船票背面写一行铅笔字：

    ‘若能生还，当以歌报。’

    那个人的阿公，一九三八年从槟城回国抗日，一九四八年从韩国战场辗转来港，一九五二年肺病去世。

    他一生，只会唱一首完整的歌，是他阿妈教的客家山歌。

    他没等到那一年。

    但他的孙女等到了。

    谭咏麟停顿了几秒。

    “这张专辑，第四版。我是替他唱的。”

    八月十日，张国荣完成《声音剧场》，最后一轨录音。

    槟城那位割胶工的后代，在录音棚里坐了四十分钟，没说出一个字。

    张国荣关掉麦克风，给他倒了杯水。

    那人把水杯握在掌心，忽然开口：

    “我阿公埋铁盒那棵胶树，一九八零年被砍了。胶园改种油棕，树根挖出来烧火，烧了三天三夜。”

    我没敢告诉他。

    他一九八一年四月走，到闭眼都在问。

    那棵树还好吗？

    花开没开？

    张国荣重新打开麦克风。

    不是录。

    是让这些声音，有地方去。

    八月十三日，《想将来》上市。

    四白金。

    《想将来》入选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。

    林敏骢的名字，第一次出现在填词人栏。

    八月十五日，赵鑫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。

    寄件人是北电七八级导演系的学生，署名他没听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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